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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區 魅力仁壽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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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星火燎原迎黎明

 

1921年7月1日,在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國歷史翻開了嶄新的篇章。1926年愛國青年夏育群(又名夏仲寅)從法國留學回鄉,在仁壽大化舉辦的兩期團練所長會上,宣傳馬列主義、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先進思想開始在仁壽傳播。

1928年,中共成都黨組織派黨員王云成到仁壽佛洞鄉黑木林,以教書為掩護從事革命活動,同年,在外地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溫化南、鄧淵儒、傅卓夫等人奉命先后回到嘉禾莊一帶開展活動。1930年,在嘉禾建立中共黨支部,在農民中廣泛宣傳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號召農民反對苛捐雜稅,啟發民智,吸收了一批農民骨干入黨。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仁壽地區的黨員發展到34人。

1933年冬至1934年春,由于叛徒出賣,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特區委員郭祝三被捕入獄,在獄中堅持斗爭,曾作詩云:“一出門兮望故鄉,故鄉險惡多豺狼,磨牙吮血最猖狂”“呼朋友,聯鄉黨,仗長劍,執刀槍,驅逐狐貍與豺狼”。1934年8月,省委派趙立群來特區恢復黨組織,把堅持斗爭的16名黨員組織起來,保存革命力量,團結群眾,相機支援紅四方面軍的斗爭。1938年春,中共四川工委(川康特委)利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有利形勢,派彭紅巖、杜孝初、劉則先等六名黨員到蘇碼頭以教書為掩護,建立中共仁華特別支部,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活動。1940年,仁壽地區共產黨員發展到78人,建立城區、文公鄉、煎茶鄉等九個黨支部。1941年春,川康特委根據形勢發展需要,派陳囿愚來仁壽元通鄉,在仁華彭特區的基礎上,組建中共仁壽縣委,有黨員51人,分設縣城、大化、府君、文宮、元通和青岡的等11個支部。

 948年7月,成都市委職工區委派黨員王度之回清水老家以治病修養為掩護,在清水地區開展革命活動,1949年1月,市委又派方筑、李詩稚到清水區建立黨組織,王度之任負責人,同時領導農民開展“二五”減租斗爭。

1949年8月,中共四川省臨工委指派夏遜與肖光宇聯系,到仁壽開展活動,10月,省臨工委派夏遜到仁壽,組建一、二、四區(陵陽,文公、汪洋)黨組織,指定蕭負責全面工作,兼顧四區。為仁壽的解放努力奮斗。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國民黨反動派依仗其軍事力量的暫時優勢,向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到1947年6月粉碎了敵人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敵我力量對比首次發生變化,解放軍開始由防御轉為反攻。仁壽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各種形式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1948年元月4日,國民黨軍隊的一連長毒打抓來的壯丁,一人被亂棒打死,群眾極為憤慨,陵陽鎮500多人手持鐵釬、木棒涌向軍隊駐地,打傷該連長和門警,迫使政府為死者設靈追悼。5月,師范校師生口糧長期被扣,師生罷課請愿,迫使縣長出面調解,同年10月,黨員馬肅廷,向農民宣傳《土地法大綱》,號召農民組織起來,先后在富加、五皇、始建等鄉建立農會,后擴大到14個鄉,農會會員達數千人。 

  到1949年到1948年間,人民解放軍勝利結束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后,渡過長江,席卷全國。中共仁壽地下黨組織,為配合解放戰爭,迎接黎明的到來,積極領導仁壽人民開展斗爭。如1949年清水地區黨組織領導群眾開展“二五”減租斗爭,10月在觀音堂、碧云寺、小南橋建立三支有200余人、60余支槍的農會武裝,在馬鞍山一帶開展活動。1949年12月初,國民黨胡宗南部潰退至仁壽縣城,揚言死守仁壽,在飛泉山、翳嘶山晝夜趕筑防御工事。后聞大軍將至,星夜竄逃彭山。12月中旬,解放軍揮師成都,解放沿途各縣。三野第二兵團的中路12軍34、35、36師于16日拂曉從資中球溪河、茶店子進入仁壽縣境內,其中,35、36師一部16日經富加、縣城、高店向彭山、新津前進,35師一部經祿加、始建、鐘祥、曹家,在彭山江口鎮與大部隊會合。原縣長李承魁,自衛委員會副主任黃伯光等得知解放軍入境,接受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規勸,通知全縣自衛隊刀槍入庫,隊員待命。12月16日上午9時許,解放軍35師、36師抵達仁壽城郊,李承魁和黃伯光到金馬橋設歡迎站,迎接解放軍入城。人民解放軍從東道北,張貼布告,宣布仁壽解放,從此,仁壽人民獲得新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譜寫一曲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篇章。

 

 

 

第四章  群星璀璨映長空  濟濟人才為脊梁

 

仁壽大地,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在這塊土地上,孕育了眾多的杰出人物,在他們中間,有先憂后樂、為國為民的政治家,有叱咤疆場、運籌帷幄的軍事家,也有蜚聲中外的地質學家、醫學家,有開宗立派的畫家和愛國金融實業家,還有文采風流的俊彥,英勇無畏、甘灑熱血、重振山河的革命志士,他們是仁壽人的驕傲,也是民族的脊梁。

 

第一節為政清廉垂后世

 

五代時期的孫光憲、北宋末年的何栗、南宋時期的虞允文、清代的毛澂等,都是生于仁壽,在歷史上政聲顯赫、他們或為促成國家統一,抗顏上書,或為抵御外辱,戎馬倥傯,或為政清廉、兩袖清風,或為民請命,鞠躬盡瘁。他們功載史冊,名垂千秋。

孫光憲(901-968),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出生在陵州貴平(今屬四川省仁壽縣東北的向家鄉貴坪村)。孫光憲“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或手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著有《北夢瑣言》、《荊臺集》、《橘齋集》等,僅《北夢瑣言》傳世。

孫光憲祖上數代都是農民,少年時勤奮苦讀。后來,孫光憲翻越二峨山,負笈遠行,開始了為期10多年的游歷和求學生活,在資州、成都等地,以文會友,結識了一些當時蜀中較為有名的文人前輩。特別在與當時在前蜀國朝廷中擔任官職的牛希濟、毛文錫等人交往過程中,孫光憲開始了文學創作,并在詞上嶄露頭角。他所做的一首《浣溪沙》記錄了自己早年蜀中生活的一些真實:“十五年來錦岸游,來曾何處不風流,好花長與萬金酬。滿眼利名渾幸運,一生狂蕩恐難休,且陪煙花醉紅樓。”這樣的生活,孫光憲在成都大約過了15年。后來,孫光憲離開蜀都,翻越秦嶺,抵達秦隴,詳盡領略西北秦隴風土人情之后,孫光憲放下了文人斯文與清高,在鳳城東谷一帶與當地的山人道士以及土匪強紳互相往來,為他后來的著述積累了豐富素材,也開闊了胸襟。 

孫光憲唐時為陵州判官,有良好的聲譽。后唐時(約926年左右),避難到江陵(今湖北荊州市),梁震推薦他到南平國武信王(即高季興,858—928,五代時荊南國的建立者)處任書記。武信王大造戰艦,準備與楚國開戰。孫光憲諫道:“荊南遭遇戰亂割據之后,國王實行休養生息,國民才有了安寧的生活。如果又與楚國斷交,一旦別的國家乘機而來,是很值得憂慮的。”武信王才終止了這個念頭。

文獻王(高從誨)接替王位,遇到梁震請求退休,因而都把政事委托給孫光憲。文獻王一直羨慕楚王豪華奢靡,對官員說:“如果像馬王(應該是指五代時楚王馬殷的之子),可稱大丈夫了。”孫光憲說:“天子與諸侯,按禮制應有等級差別。他一個乳臭未干的小子,只知道驕奢淫逸,僭越禮制,只求一時的快樂,不知何時危亡,又哪里值得羨慕呢?”文獻王忽然醒悟了,說:“孫公的話是對的。”孫光憲在南平國侍奉了三位國王,都處在幕府中,分別任荊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中丞等官職,國王贈紫金魚袋。

高繼沖當國王時,宋太祖派慕容延釗等平定湖南,借道從荊州過,約定士兵從城外經過。大將李景威勸高繼沖嚴密防備。孫光憲呵叱他說:“你是峽江的一平民罷了,怎么知道成與敗!中國從周世宗以來,已有統一天下的志愿。何況宋太祖秉承天命,真主出現了!王師不是輕易能抵擋的。”因而叫高繼沖去了解情況,封府庫以待,將三州之地都獻給宋朝廷。宋太祖嘉獎孫光憲統一的功勛,授任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刺史,賞賜禮品,增加待遇。孫光憲在黃州也治理有方。開寶元年(公元968),孫光憲被推薦為學士,還沒有等到征召就病逝了。

何栗(1089—1127),字文縝,仙井監瑞云山人,(今仁壽縣青崗鄉瑞云村),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他與兄弟二人同來東京(開封)應試,皆中,栗名列進士第一,時年27歲。宋人呂榮義在《上庠錄》中說:“政和丙申殿試,何栗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

何栗大魁天下后,頗得徽宗青睞。首授秘書省校書郎,次年即提舉京畿學事,奉旨升為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后再遷為中書舍人兼侍講。何栗在擔任御史中丞期間,恪盡職守,不畏權貴。最大的作為是彈劾王黼。是時王黼代蔡京執政,對上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對下巧取豪奪、驕奢淫逸,民憤極大,被人目為“六賊”之一。何栗上疏列舉王黼15條罪狀,連奏七章,終將王黼及其同黨胡松年、胡益等人扳倒、罷官。而何栗卻因此得罪了朝中某些權貴,再度外放,以徽猷閣待制知山東泰州。何栗雖因此而外放,但官聲益盛。特別是給太子趙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他以后調回京城,位列三公作了鋪墊。

何栗使金,力主“不割地,建四道總管以統兵勤王”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12月金兵南下,意欲攻取京城。徽宗趙佶驚慌失措,急忙禪位于太子趙桓。趙桓即位后,改元靖康,是為欽宗。他下詔召回何栗,仍任御史中丞。次月加升為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兼中書侍郎。復奉宣詔以待參知政事,位居中樞要職。但遺憾的是這時金人正分兵兩路來犯,趙宋王朝風雨飄搖,大廈之將傾也,終難展身手,挽回頹勢。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欽宗急召宗澤進京,命其赴金營議和。但宗澤主戰,屢言此去寧愿一死,決不使國家遭受損失。何栗同宗澤一樣是主戰派,回朝后,竭力主張不能把三鎮割讓給金人,說道:“金人狡詐,不割要來,割讓也要來。”并請建四道總管以統兵勤王(道:舊時行政區劃名稱,類似州、府或者今日專區)。但欽宗優柔寡斷,最終沒有聽從何栗的建議,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11月17日改授何栗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尹。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11月金兵再圍東京,開封危在旦夕,欽宗無奈,乃罷主和派唐恪相,重新起用何栗,拜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執行中書令職務,即為宰相。當金兵圍城之際,開封城內尚有7萬人馬,何栗力主堅守待援。怎奈欽宗卻偏信巫術,不用何栗所言。而他相信的那班弄神裝鬼的天兵天將又太不給他爭氣,待金人攻城時卻不戰而潰,開封城遂破,金人拘徽、欽二帝于金營之中,勒索金銀財寶。是時,代何栗主持開封府務的徐秉哲,應金人要求,亦極力搜刮供應。總共得金21萬兩,銀714萬兩,錦緞100萬匹,掏空了京城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平民百姓,甚至僧道、娼優人等的所有財產。最后金人翻臉不認人,還是下令廢了徽、欽二帝,另立張邦昌為帝,國號曰楚。然后于次年(公元1127年)四月初一班師北撤,并擄徽、欽二帝及后妃,皇子、皇女、宗室、貴戚以及官吏,內侍、宮女,技藝工匠等3000余人,一并北去,何栗也在其中。作為北宋最后一任宰相,面對國破君虜、生靈涂炭的局面,何栗自覺回天無力,悲憤至極,乃絕食而死,年僅39歲。后傳有何栗身陷北庭時所作的一首詩:“念念通前劫,依依返歸魂。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表現了他一腔熱血、心向祖國及對山河破碎的痛惜之情。在被俘北去的3000余人中,能以身殉國者,除吏部侍郎兼開封府尹李若水痛斥敵酋,被裂頸斷舌而死外,也就只有何栗一個人了。

虞允文(1110—1174),南宋隆州仁壽(今仁壽縣藕塘鄉)人,紹興進士。宋亡后為避戰亂,遷居崇仁二都(今江西省崇仁縣石莊鄉)。南宋大臣,抗金名將。虞允文身材雄偉,身高近兩米,史稱其“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虞允文自幼勤奮好學,《宋史》稱其“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讀書于“瑞竹園”(今仁壽縣城東面)。歷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紹興二十八年,改任秘書丞,開始到朝廷任職。不久兼任國史院編修官,歷吏部員外郎、兼右司員外郎。

紹興三十年(1160),以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借工部尚書銜任賀金正旦使,回朝后任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紹興和議以后,宋金雙方有二十年沒有發生戰爭。宋高宗和一批投降派大臣對于這個偏安的局面十分滿意,在臨安修筑起豪華的宮殿府第,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把收復失地的事忘記得一干二凈。這段時間里,金朝統治集團發生內訌,貴族完顏亮殺死了金熙宗,自立為帝,歷史上稱為海陵王。完顏亮把金朝的京都從上京遷到燕京,一心想發動戰爭,消滅南宋。。完顏亮也算是一代雄主,對漢文化很精通,曾經寫詩一首:“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道盡南下之志。

公元1161年九月,完顏亮做好一切準備,發動全國六十萬兵力,組成三十二個軍,全部出動,進攻南宋。完顏亮的大軍逼近淮河北岸,防守江北的主帥劉锜(音qí)正在生病,派副帥王權到淮西壽春防守。王權是個貪生怕死的家伙,聽到金兵南下,嚇得喪魂落魄,根本沒想抵抗。完顏亮渡過淮河,王權還沒見到金兵的人影兒,早已聞風逃奔,一直逃過長江,到采石才停下來。宋高宗聽到王權兵敗,才害怕起來。他把王權撤了職,另派李顯忠代替王權的職務,并且派宰相葉義問親自去視察江淮守軍。葉義問也是個膽小鬼,不敢親自上前線,另派一個中書舍人(文官名)虞允文,慰勞采石磯的宋軍將士。虞允文到了采石磯,王權已經走了,接替他職務的李顯忠卻還沒到。對岸的金兵正在準備渡江。宋軍沒有主將,人心惶惶,秩序混亂。

虞允文看到隊伍這樣渙散,十分吃驚,覺得等李顯忠來已經來不及了,就立刻召集宋軍將士,告訴他們說:“我是奉朝廷的命令到這里來勞軍的。你們只要為國家立功,我一定報告朝廷,論功行賞。”大伙兒見虞允文出來作主,也打起精神來了。虞允文是個書生,從來沒有指揮過戰爭。但是愛國的責任心使他鼓起勇氣。他立刻命令步兵、騎兵都整好隊伍,排好陣勢,又把江面的宋軍船只分為五隊,一隊在江中,兩隊停泊在東西兩側岸邊,另外兩隊隱蔽在港汊里作后備隊。

宋軍布置剛剛結束,金兵已經開始渡江。完顏亮親自揮動著小紅旗指揮。幾百艘金軍大船迎著江風,滿載著金兵向南岸駛來。沒有多少時間,金兵已經陸續登岸。虞允文命令步兵出擊。兵士們士氣高漲,拼命沖殺。金兵進軍以來,從沒有遭到過抵抗,一下子碰到這樣強大的敵手,就都垮下來了。

江面上的宋軍戰船,也向金軍的大船沖去。宋軍的戰船雖小,但是很堅實,就像尖利的鋼刀一樣,插進金軍的船隊,把敵船攔腰截斷。敵船紛紛被撞沉。敵軍一半落在水里淹死,一半還在頑抗。

虞允文料想完顏亮不會甘心失敗。當天夜里,就把戰船分為兩隊,一隊開到上游,一隊留在渡口。到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時候,完顏亮果然又派金軍渡江,虞允文指揮兩隊戰船夾擊。金兵嘗過虞允文的厲害,沒心思反抗。三百只大船被困在江心和渡口,宋軍放起一把火,把敵船全燒了。

這時候,金兵打了幾次敗仗,都害怕作戰。有些將士暗地里商量逃走,完顏亮發現后,下了命令:兵士逃亡的殺死將領,將領逃亡的殺死主將;并且宣布第二天全軍渡江,畏縮不前的處死。金軍將士對完顏亮的殘酷統治再也忍受不住,還沒等完顏亮發出渡江命令,當天夜里擁進完顏亮的大營,把他殺死。完顏亮一死,金兵就撤退了。

“采石之戰”是南宋唯一的一次擊敗金軍渡江的戰役,在宋金戰爭史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次年,虞允文任川陜宣諭使,與吳璘共謀進取,收復陜西州郡數處。乾道三年(1167),召為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四川名將吳璘死,虞允文接替他出任四川宣撫使兼知樞密院事,積極整頓正規軍和民兵,減縮軍費開支。五年拜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八年秋,再度赴四川綜理軍政事務,后因病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辭世,享年65歲。其墓在四川仁壽縣于丞鄉。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詔贈虞允文太傅,謚“忠肅”。而宋孝宗在虞允文死去后便失去了收復中原的斗心,從此不再打算收復中原。但虞允文的報國事跡仍廣為人傳頌,名留青史。毛澤東亦曾在《續通鑒紀事本末》批道“偉哉虞公,千古一人”。

毛澂(1843-1906),字叔云,號瀚豐,清道光三十三年(1843)生于仁壽鎮子場(今仁壽縣始建鎮),幼即聰慧好學。到成年后,專攻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對于學術源流、政治興廢無不研習。他寫文章沒有不切合時宜的,且義理精當。光緒三年(1876)以縣學生考取優貢第一,四川督學張之洞很賞識他。當時,張之洞在成都創辦尊經書院,四方俊秀之士趨聚一堂,都以經史詞章互爭高下,毛澂獨兼眾長,同輩尊之為兄長。光緒六年(1880)會經試,毛澂中進士,殿試三甲、朝考第一等,授翰林院庶吉士,以知縣待選。

自光緒十年起,毛澂先后歷任山東數十縣知縣,皆勤政愛民、政績卓越。在荷澤時,縣西北的賈莊一帶,黃河堤坎隨時崩潰,毛澂親自察看規劃,先疏通河身,再厚筑堤基,水患遂得排除。又一年,夏遭霪雨,禾稼欠收,毛澂上書免去十余村捐稅。去職時,士民挽留不讓去。光緒十七年(1891)任歷城知縣,夏季洪水,境內濼口水漲,深夜得報警,毛澂親臨指揮搶險,才得轉危為安。在泰安時,崔莊、三娘廟兩渡口原用瓦罈并排浮水為渡,暴水漲時多有覆沉之患,毛澂捐出自己的工資造船三十余艘供渡用。光緒二十一年調任益都,境內堯溝以南20里地勢低洼,隨時都有淹沒之患。毛澂考察水源后,派民工以工代賑加以疏導,并于支渠中間分段筑堰,汛期便排洪,冬春可蓄水。就這樣,變數百年毀棄荒地為良田30萬畝。在邱縣,逢連年干旱,毛澂上報動用倉庫糧撥款賑恤、平價售糧,使民得以安居。五月,蝗蟲四起,毛澂親率軍民分區捕埋,并設價收買蝗孽,當年非但未成災,反而獲得豐收。

毛澂知定縣時,為書院添置圖書,對學生補以津貼。在會縣整飾書院,購書六七百種,并隨時與諸生講授。回任益都時,邑中有云門、海岱兩書院,皆習科舉,毛澂親臨指導,講求經世致用之學,更為置購中外科學書籍,由是益都英秀之士兼通西學,開啟了學科學的新風。光緒二十八年赴任泰安知縣,毛澂于城西上河橋天書觀舊址創建高等學堂,選拔其中優秀生分班授業,親登講壇勉勵諸生要成為通才。又于城關設“學養小學”。兩校均設外語。改舊時仰德書院為師范學堂,培養師資。在城關分設平民半日學堂和工藝養局,先后舉辦各類學校,規模宏大。

毛澂在荷澤時,縣境盜匪橫行,于是自捐薪俸招募馬、步隊兩百余人,先捕治悍首,脅從者逃散。光緒二十三年,毛澂奉調單縣,數月內親審盜案數百起,其毗連的直隸、江蘇、河南等省向稱匪窩,匪首人物上百,此剿則彼竄,稍松又來。澂復募馬隊100名、步隊300名,親自訓練,購置槍支,將縣境劃區聯編,相互策應,一莊報警,九莊協捕,各隊亦自巡查搜緝,先后獲悍首數十名。光緒三十年(1904)調諸城,正值日俄戰爭爆發,境中西人往來不絕,彼等仗勢擾民,滋生事端。毛澂親自巡視各地,設置報警,嚴加防范。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戰爭爆發,泰安恰好是數省交通要道,軍旅過境頻繁,百姓差役負擔特重,毛澂即組織民眾共紓國難。他愛惜民力,實行官捐辦法,凡取物于民則由政府付款。因此,毛澂所轄境內社會秩序良好,百姓也得安寧。滿清末葉,政治腐敗,對外喪權辱國,毛澂對此不勝憤慨,作有《感興》詩多首,詩中有句云:“一卷北盟猩印在,傷心江上麗華船”(中英條約是在麗華船上訂的)。“飛章北渡求援夜,長跪東華請命時,容得包胥連夜哭,當年豈不畏吳知”。

毛澂歷任知縣二十余年,勤政愛民,不治家產,死后囊空如洗。在任時,公務之暇則博覽群書,著有《群經通釋》、《三禮博義》、《秦蜀山川紀要》、《齊魯地名今釋》、《遼、宋、金元中外形勢合論》及《治河心要》等,除《稚澥詩集》尚存外,余均散失。

 

第二節 文采風流多俊彥

 

張道陵初名陵后名道陵,字輔漢,后漢沛國豐縣人。(一說是張良八世孫)。本來是太學書生,生性好學,博采五經,精研黃老之道,七歲時即能通道德經及河洛圖諱之書,皆極其奧。漢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曾任江州(今重慶)令,不久即棄官。先后于北邙山(今河南洛陽東)、云錦山(今江西龍虎山)等地修煉。漢順帝(公元125-144在位)時,入鶴鳴山(也作鵠鳴山,今四川大邑境內),漢順帝永和六年(141年)創立了正一盟威天師道,作道書二十四篇,立二十四治,每治由祭酒分領,俗稱五斗米道,為道教的正式形成之始,故稱張道陵為祖天師。

東漢順帝時期,道教創始人張道陵從沛國豐邑(今江蘇豐縣)到蜀郡(今四川)游歷,寓居武陽縣東部,占犍為分野,見陽山氣象,指謂弟子,此山直下有咸泉,于是開鑿鹽井,張道陵帶領人們齊心協力挖掘巖石,形成一個縱廣三十丈、深八十余丈的巨型鹽井,以大牛皮囊收集鹵水,壘砌鍋灶煎煮鹵水,終于熬成了晶瑩雪白的食鹽。張道陵采用官民合作的方式,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有利促進了人們的積極性和鹽業的發展。后人為了紀念張道陵尊稱此井為陵井,是為仁壽鹽業之始,直到公元1962仁壽鹽井停止開采。在這近2000年的仁壽鹽業開采史中,因鹽而邑,因邑而城,鹽業的興衰一直伴隨著古陵州,列前蜀時設官管理,每年煉鹽40萬公斤。

歐陽炯(公元896~971年),五代詞人,益州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前蜀后主王衍時擔任中書舍人。前蜀亡,歸后唐,為秦州從事。孟知祥鎮成都,歐陽炯返蜀。后蜀時官至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兼修國史。950年,遷禮部侍郎,領陵州(今四川省仁壽縣)刺史。961年,歐陽迥成為宰相。965年,宋太祖滅后蜀,歐陽迥歸宋朝,為右散騎常侍,不久充翰林學士,轉左散騎常侍。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北宋滅南漢,他因祭南海之事,得罪了太祖的弟弟趙光義,死在西京任上,年七十六歲,贈工部尚書。  

歐陽炯寫了不少描寫南國風情的作品,和李珣一起,為拓展花間詞的題材范圍做出了明顯的成績。如有寫南粵的風光和民俗的《南鄉子》八首(見于《花間集》)、《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詞,寫六朝故都金陵的景色和歷史)和《漁父》等,內容與格調遠出于艷詞之上。

歐陽炯還曾為《花間集》作序,述花間詞的宗旨、淵源,反映了當時這派詞人的創作態度與藝術趣味。

文同(1018~1079年),字與可,號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稱石室先生等。北宋梓州梓潼郡永泰縣(今屬四川綿陽市鹽亭縣)人。著名畫家、詩人。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進士,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歷官邛州、大邑、陵州、洋州(今陜西洋縣)等知州或知縣。元豐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文同在陳州(今河南省淮陽縣)病逝,享年61歲。他與蘇軾是表兄弟,以學名世,擅詩文書畫,深為文彥博、司馬光等人贊許,尤受其從表弟蘇軾敬重。

宋神宗熙寧年間,文同以太常博士知陵州,為惜土地,將州府移至山間,時人鄙之。他常問民間疾苦,得知城中有不務正業之徒,常夜出欺凌百姓,百姓以此為苦。文同對擾民者繩之以法,百姓始得安寧。貴平一男子,借鬼道以惑人,遠近都爭相投入貨財以求免禍。文同知道后,派衙役抓捕此人,判流放罪,謠言遂絕。宰相文彥博贊之曰:“襟懷灑落,如晴云秋月,塵埃不染。”

文同曾校《新唐書》。他的表弟蘇軾曾稱贊他為詩、詞、畫、草書四絕,曾深入竹鄉觀察體會,下筆迅速,以墨色深淺描繪竹子遠近、向背。文同以善畫竹著稱。他注重體驗,主張胸有成竹而后動筆。他畫竹葉,創濃墨為面、淡墨為背之法,學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師”之稱,又稱之為“文湖州竹派”。文同對竹子有深入細致的觀察,故其畫竹法度謹嚴,同時作為文臣,其作品又有著區別于職業畫家的新意。他因為對竹子觀察細致,畫時振筆直揮,可同時握兩枝不同深淺的墨筆,同時畫兩枝竹。成語“胸有成竹”正是從他畫竹而來。

今仁壽縣黑龍灘石壁有一鋪所謂的隱形碑,灰白色的石面光滑無跡,潑水后卻呈現出一枝墨竹,當地人相傳是文同作品。

韓駒(1080~1135)北宋末南宋初江西詩派詩人,詩論家。字子蒼,號牟陽,學者稱他陵陽先生。陵陽仙井(治今四川仁壽)人。

韓駒自幼好讀詩書,博及古今。他把讀書當作一種樂趣,曾在一首詩中說:“欲樂誑凡夫,須臾皆變壞。唯書有真樂,意味久猶在”。后游許州(山東新縣),當時蘇轍謫許州,韓跟隨他學習,蘇轍很贊賞他的才華,評他的詩,認為“神似儲光羲”,曾為之作《題韓駒秀才詩卷》絕句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得到稀。我讀君詩笑吾已,恍然重見儲光羲”。北宋政和初年,韓駒離家去汴梁(今開封),囊空力困,乃投靠其父好友內侍賈祥。韓駒鑒于舊撰樂章,辭多矛盾、抵觸,就一一為之改正。皇上下有詔和三館學士分別撰寫“朝觀”、“明堂”、“圜玹”、“芳澤”等樂曲五十余章,大多出于韓駒的手筆。宣和五年(1123),韓駒被授予秘書少監的官職。六年,升遷為中書舍人兼修國史,不久辭職。韓駒制詞簡重,為當時所推崇。不久又因“蘇黨”之嫌牽連,高宗南渡后,才被赦免,外任江州(今江西九江)。紹興五年,在撫州死去,追贈中奉大夫。

虞集(1272~1348)元代著名學者、詩人。與揭傒斯、柳貫、黃溍并稱“元儒四家”;詩與揭傒斯、范梈、楊載齊名,人稱“元詩四家”。

祖籍仁壽(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為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孫,虞集生于湖南衡陽,正當宋末,兵戈擾攘,為避戰亂,隨父遷居江西崇仁二都(今石莊鄉)。

虞集自幼聰穎,3歲即知讀書,4歲時由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傳》及歐陽修、蘇軾名家文章,聽畢即能成誦。9歲時已通曉儒家經典之大旨。14歲時師從著名理學家吳澄,對儒學世界觀有了進一步認識。元朝統一全國后,虞集先在江西南行臺中丞董士選府中教書。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虞集至大都(今北京市),大德六年(1302),被薦入京為大都路儒學教授。不久,為國子助教。他以師道自任,聲譽日顯,求學者甚多。仁宗即位(1312),虞集任太常博士、集賢院修撰。他上疏論學校教育問題,多有真知灼見,為仁宗所賞識。延祐六年(1319),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集賢修撰。泰定元年(1324),為國子司業,后為秘書少監。他以眼疾為由乞外任,未被允許。直到文宗及幼君寧宗相繼去世,才得以告病回歸崇仁。至正八年(1348)正月,病逝于家。謚“文靖”,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為仁壽郡公。

虞集學識淵博,能究極本源,研精探微。精于理學,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他認為道德教化是國家治本的大事,選用人才必須為眾所敬服。主張理學應貫穿于雅俗之中。為元代中期文壇盟主,詩文俱稱大家。文多宣揚儒家傳統,倡導理學,歌頌元室。詩風典雅精切,格律謹嚴,深沉含蓄,縱橫無礙。其詩歌風格于精切典雅中見沉雄老練,體裁多樣,長于七古和七律,在其詩作中,有不少作品涉及撫州故土的山水風土人情。亦工詞與散曲,一生所寫詩詞文章逾萬篇,但所存只有十之二、三。著有《道園學古錄》、《道園類稿》各50卷,《虞文靖公詩集》(又曰《虞伯生詩》)。

 

第三節 馳騁疆場氣更雄

 

抗日戰爭時期,仁壽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聚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奔赴疆場,請纓殺敵,二萬余名仁壽籍官兵,先后在晉東、魯南、皖南、贛、鄂、湘等戰場上,殲敵數以萬計,擊沉擊傷敵艦數百艘。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抱著“一生報國有萬死”的信念,鑄就了中華民族的鋼鐵長城。據不完全統計,僅1937年至1940年在上海、崇陽、浙贛、咸通等地,犧牲的仁壽籍官兵就有167人。

董宋珩(1891-1954),字長安,清光緒十一年(1891)生于蒲江縣壽安鎮貧民家。董宋珩兩歲亡父,母親因家庭貧窮,生活無著,不得已,攜子來仁壽縣周龍場(今中農鄉)與董明鑒結婚。按鄉俗,隨母出嫁的子女更姓名,乃將養父姓氏“董”字加于宋珩之上,因名董宋珩。后又從周龍場遷家到文宮場定居,因已成人,故為仁壽文宮場人。

長安自幼聰穎,眼見父母為維持家庭生活,撫育子女,起早睡晚,百般辛勞,自覺發憤讀書,年僅8歲即能替人寫對聯,字跡端正,深獲族人、親戚、鄰友的稱贊,受到他們資助,進入仁壽讀高小。畢業后考入成都陸軍學校,后又考取河北保定軍官學校。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被捕入獄。出獄后,即投入熊克武部隊,隨護國軍討袁,以戰功升連長、團長到集團軍副司令。

民國十二年(1923),董宋珩由團長升任旅長。次年,孫震任西北屯軍司令,董宋珩隨之升任第一路司令。后廢路改師,董宋珩任第二十九軍第一師師長。從民國十四年起,董宋珩軍駐防綿(陽)江(油)一帶,指揮部設中壩。

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變前夕,何應欽主持川康整軍會議,原二十九軍改編為四十一軍,孫震任軍長,董宋珩為副軍長。抗日戰爭爆發后,由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3個軍組成二十二集團軍。當年九月,董奉命從綿陽率部出川抗日,經西安轉赴山西前線。董宋珩部編入第二戰區,在娘子關附近與八路軍協同并肩作戰,血戰于東西回村及陽泉以東地區。當時川軍武器落后,裝備甚差,再加上閻錫山分散使用川軍,不讓發揮集中力量。但川軍基于民族義憤,仍然奮不顧身,前仆后繼,給日寇以沉重打擊,穩定了局勢。任務完成后,調平延休整布防,阻止日軍進犯。當時指揮部設洪洞,董宋珩因之得以與朱德總司令經常接觸,深為朱的思想作風所感動,油然起敬,羨慕八路軍軍紀及官兵一致,群眾擁護,作戰勇敢,自愧莫及。因此常邀請朱總司令向官兵講話,介紹八路軍的優良作風和作戰技術,以提高自己部隊的素質,鼓舞士氣。

民國二十七年(1938)二十二集團軍調赴徐州,受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節制。鄧錫侯任總司令,孫震升為集團軍副司令,轄四十一、四十五兩軍。不久,日軍南下,董宋珩部四十一軍參加滕縣棗莊戰役,一二二師堅守滕縣,官兵英勇奮戰,師長王銘章殉國。二十二集團軍轉守韓莊陣地,繼續殊死抵抗,為保衛徐州、為臺兒莊會戰集結兵力爭取時間、戰機創造了有利條件,贏得了臺兒莊戰斗的巨大勝利。同年五月,盤踞蚌埠的日軍沿津浦線北上直趨隴海之黃口,妄圖與臺兒莊之敵配合,圍攻徐州。二十二集團軍按李宗仁部署,以師、團為單位,逐步靠向鄂北襄樊,阻其西進,董宋珩堅守指揮所,指揮部隊英勇殺敵,寸土不讓。日軍幾度猛犯,因董宋珩指揮得當,均被擊退,保住了鄂北廣大后方。董宋珩身上多處掛彩,部屬都勸他回四川休養,他總說:“倭寇未滅,何以惜身?不敗日寇,軍人之恥。”仍留前線,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徐州、襄陽、樊城一帶的人民先后贈送他“指揮若定”、“保家衛國”、“運籌萬里”等多面錦旗。

抗戰勝利后不久,國共內戰開始,二十二集團軍當時駐守第五綏靖區,孫震任主任,董宋珩為副主任,軍駐河南衛輝(汲縣)、豐丘一帶。民國三十六年(1947),董主任回成都治病,住觀音橋,常進城經王家壩辜端家,與夏正寅往來甚密,常說:“戰爭是痛苦,是百姓的災難,本人決不打內戰。”這年,他的侄婿從臺灣駕專機迎他同去,被他拒絕了。民國三十八年(1949)春,川西地下黨人胡春甫通過夏遜父子、易野元、田一平、楊述等關系,動員董宋珩十六兵團起義。當時董宋珩雖身為十六兵團副主任,但他早已離開部隊,有職無權,他深知此時若要策動兵團起義,危險大,困難多,但仍毅然接受了任務,當即以王家壩19號為聯絡點,秘密聯絡十六兵團軍官曾蘇元、杜庸、袁國副等策劃起義,待機行事。十二月上旬,十六兵團移駐綿陽、什邡、廣漢一帶,董宋珩由成都去綿陽迎接兵團,首先向孫震、孫元良表示,愿回部隊共渡時艱,以麻痹二孫,消除疑備。并誡告孫震說:“成都已很亂,飛機票難買”,促使孫震早日離開部隊,以免妨礙起義。隨后又回到曾蘇元據點,分別與十六兵團的師、團長等接觸,交待中共政策,指出:“戰必敗、走必亡,只有起義才是唯一正路。”這些師、團長多屬董宋珩的老部下,愿同他一道起義。在十六兵團軍事會議上,董宋珩故意力主“讓開川陜公路,不與共軍作戰以保存勢力,更不要死守成都,因十六兵團的家屬多在成都,會招致傷害,應把部隊放在什邡、綿竹一帶相機行事”。這一主張居然被孫元良采納。董宋珩立即暗地通知各軍、師、團開赴起義地區集結,脫離孫元良的控制。孫元良到什邡,見部隊已各行其道,不聽指揮,而且又聯系不上,引起了懷疑。

當董宋珩與曾蘇元正要離開廣元赴指揮所時,突然接到孫元良請吃午飯的大紅帖,董、曾立即混入部隊直奔馬腳井指揮所,擺脫“鴻門宴”。孫元良見二人不來,即令警衛搜捕,不得,方知真實有變,大事已去,于21日倉皇逃回成都。22日,董宋珩率十六兵團在什邡起義,給中共一野南下、二野進軍掃除了障礙,使川西廣大民眾避免一場戰爭災難。

董宋珩具有儒將風度,樂善好施。在軍時,經常資助青年上學,為有志之士參加革命提供方便;在家鄉文宮場開設“久思堂”藥鋪,向貧窮人施藥;還在每年青黃不接時向文宮場人民發賑濟糧和無息貸款。為不忘父母及養父的恩德,在文宮場修建大本堂(董宋二宗祠)一座,春祀秋祭,以示對恩親的緬懷紀念。

潘文華(1886—1950),號仲三,1886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壽縣文宮鄉農興村二組(棕樹灣)。1896年父病死,生活及其艱難。堂叔潘秀峰見其穎悟過人,資助他再上私塾,年余棄學,投拜族兄潘書堂學習武術。1900年與二叔潘貴成一道上成都,經父友賈金華介紹到華興街一家衣帽店當學徒。 1902年由賈金華擔保,離店從戎,在四川新軍第三十三混成協(相當于混成旅,駐成都東較場)當隨從,當時年僅14歲。在軍訓中,他在各項器械、槍術、劍術、擒拿格斗、上房越脊等方面,都名列全協前茅。能在兩丈余高的城墻上躍下,然后徒手攀上,多次反復,面不改色,由此得“潘鷂子”綽號。四川開辦陸軍速成學堂,經四川陸軍學堂總辦陳宦同意,免試入學,仍兼體操助教。 1911年,在西藏江孜率領全連起義,響應辛亥革命。1913年至1916年間,袁世凱夢想稱帝,蔡鍔、唐繼堯和梁啟超發動護國戰爭,在進步黨人張瀾策動下,潘文華隨第三師鐘體道師長、李挽瀾旅長響應蔡松波號召起義反袁。

1926年北伐開始,潘文華任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第四師師長,兼重慶市市長。 在重慶市市長任職期間,倡導開辦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解決居民照明用水難題,整頓街道,發展工商業,修渝簡公路,支持重慶抗日運動。

1936年,“西安事變”后,潘文華在川康整軍會議中晉升為劉湘部第二十三軍軍長。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后,潘奉命代理二十五軍團總司令職,出川抗日。在四川各界人士歡送大會上,潘以“勝則生,敗則死”為中心的講話,深受愛國人士歡迎。1937年12月,潘部兩個師參加了南京外圍的廣德保衛戰役,曾將日軍先頭部隊擊退,繳獲汽車20余輛,機槍十多挺,后來日軍集中火力猛攻,所部144師師長郭勛祺負傷,147師 師長楊啟文失蹤。部隊損失很大。劉湘另一將領唐式遵為了推卸責任,誣告潘文華作戰觀望,使他得到個撤職留任的處分。1938年1月19日,劉湘病逝,他護送劉湘的靈柩回川,從而結束了短暫的抗戰史。劉湘死后,蔣介石迫不及待的委派他的親信張群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地方實力派的群起反對。只好改任王纘緒為四川省代主席。任命潘為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川康綏靖副主任以示拉攏。

這時潘文華與張秀熟、郭秉義有來往,在重慶與南方局的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等多次交往。又通過所部中心秘書、地下黨員甘樹人與黨長期保持聯系。潘文華的作為,蔣介石早有不滿,抗日勝利后,遭到蔣其撤消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川陜鄂邊區綏靖主任及其子潘清洲巴山警備司令等職的打擊報復,只繼任五十六軍軍長職。1946年國共和談,毛澤東、周恩來到重慶。潘文華見到了毛澤東。蔣介石派特務進行搗亂,潘派人暗中保護毛澤東。其后,潘任西南行政副長官時,潘一直未接受過蔣介石的指揮。這期間與共產黨的聯系更為密切。西康省電臺、閬中電臺與延安電臺互通情報。1947年底,國防部第二次整編部隊,56軍被整編為56師,由他兒子潘清洲為師長,移防宜昌,但不久所部就被分割使用,他能指揮的只是警衛團而已,處于有職無權階段。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蔣介石政權已經呈現土崩瓦解之狀況,國民黨敗局已定,潘為求出路,派人與民革聯系。9月,潘的老部下郭勛祺自武漢返回,力勸他在重慶起義,11月中旬,他到了成都會合劉文輝和鄧錫侯,并和中共臨工部負責人呂振修聯系上,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和胡宗南30萬潰兵聚集成都,空氣驟然緊張。蔣介石費盡心機,拉攏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均被三人搪塞過去。蔣認定三人不肯賣命,便脅迫三人家屬飛臺灣當人質,并贈送飛機票。三人干脆出走成都,12月9日,劉文輝以西康省主席的身份起義,潘文華和鄧錫侯以西南行政副長官的身份在彭縣龍興寺總指揮總聯名發出起義通電,宣布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

潘文華當了將軍之后,熱愛家鄉,不忘桑梓。1934年,文宮士紳擬培植壁山廟為校址,興辦小學。一切商妥,唯差小學基金。潘文華知道后,立即捐洋一千元,于是文巷小學于1935年秋開始招生。學校的儀器、風琴等大量設備全由他捐贈。1937年,潘文華出資在文宮場十華里許的潘家諞(馬鞍山山腳)、潘家祠(現松林鄉黎明村)開辦兩所潘氏私立小學。不分姓氏的兒童入學一律免費,潘氏子女入學還發給書籍和衣褲等,外姓困難子女入學也有照顧。1936年,潘文華慨然捐助建校基金洋一萬元,購得馮子綏的十五廂熟地及園林計十四畝(現文宮中學校址),修建私立文華中學。學校建成后,又以重慶銀行十萬元存款折捐作私立文華中學辦學基金,報省立案。文紅中學于1939年秋季正式招生,潘文華親自贈送匾額一幅,橫額是“國家靈魂”,題聯語“愿天下同文同軌,教諸生立己立人”。從招生之日起,仁壽縣境及鄰縣市均有青年子弟來此求學。其成績優異和家庭貧困的學生曾享受學費減免。為了紀念潘文華辦學功德,文宮民眾在文華中學校門對面修建一亭,亭中石碑大書:“潘公仲三興學紀念亭”。

 蘇世沛 仁壽籍田鋪人。擔任籍田地區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

1937年“七•七”事變后,蘇世沛投入抗日救國的洪流。在巴縣中學念書時,積極參加抗日宣傳活動,1938年參加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七月,被安排回家鄉開展黨的工作。

1942年7月,世沛作為中共籍田地區黨組織的負責人,利用教書作掩護,開展革命工作,在知識青年和農民中宣傳抗日主張,傳播革命思想,培養發展了丁地平、蘇羽釣、石安模、蘇云鑒、湯秉春等人入黨。

1947年三月,接中共川康特委會負責人陳世仁(馬識途)指示。蘇世沛回家開展農村武裝斗爭。他與中共籍田地區黨組織的丁地平、鄒玉琳等同志一起,領導當地群眾開展抗丁、抗糧、抗捐和開展“二•五減租”的斗爭。7月3日至6日利用夏荒發動群眾三、四千人,強行打開地主糧倉,發放糧食賑救饑民萬余人,震動周圍四、五個鄉鎮。7月21日夜,組織發動了著名的“七•二一”武裝暴動,攻占區公所,繳獲部分武器彈藥。

1948年4月,世沛在中共成都市市委領帶下,趁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臺之日,聯絡各大學學運負責人,組織數千人高舉“反饑餓、反內戰、爭生存”的大幅標語,高呼口號,示威游行,到省政府請愿。途中受軍警阻攔,幾經交涉,選出世沛等人為談判代表到省政府談判。王陵基斷然拒絕代表們提出的要求,制造了震驚四川的“四•九”血案,蘇世沛、鐘俊等談判代表和132個同學被捕,200多同學受傷,3個同學受重傷。

被捕同學,通宵達旦高唱《國際歌》、《坐牢算什么》等歌曲,迫使王陵基放了多數被捕同學。蘇世沛等15名代表,被五花大綁押到了城的警備司令部特別庭審訊。“四•九”血案后,成都各大專校罷課、罷教,京、津、瀘各大學也來電聲援,迫使王陵基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

1949年春,蘇世沛回到籍田與鄒玉琳等同志一起組織農民武裝“仁簡支隊”,迎接解放軍。12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來到仁壽,世沛由衷喜悅,帶領仁簡支隊300余人進城,保衛仁壽城,為仁壽紅色政權的誕生做出了貢獻。

謝宗農仁壽縣寶馬鄉人。伍世英生于仁壽青崗鄉伍家壩。1929年考入成都華西協和高中,在城都參加進步學生組織,多次陪同中共黨員來仁壽家鄉隱蔽,1935年秋,伍世英和王景任、秦川到北平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創辦文藝刊物《榴火》,曾獲魯迅好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調西安東北軍學兵第四連任黨支部書記,參加了著名的“西安事變”。事變后,調任東北軍110師工委書記。1937年10月,調高密諸城地區蔡晉康部任黨工委書記,后到112師工作委員會書記,在112師中,他是中共黨組織的最高領導者,又是一個普通的二等兵。1939年9月,日軍掃蕩魯南,伍世英照顧兩個14歲的小戰士,不幸中敵炮犧牲,中央領導王若飛同志,聽到他犧牲的消息,十分沉痛和惋惜。

夏正寅夏仲寅,他們是同胞兄弟,兄正寅是忍辱負重、任勞任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弟仲寅是曾任新四軍軍部秘書并為川西解放做出重大貢獻的老共產黨人,兄弟倆把蘇碼頭建成名動一時的“紅色鄉村”,使之成為四川地下黨開展活動的重要據點。1949年,兩兄弟省臨工委易野源策動潘文華、董宋珩起義,為川西迅速解放做出了貢獻。

 

第四節各領風騷濟世窮

 

陵州大地,英才輩出,除了上述善于治國的能臣,征戰疆場的將軍,救國救民的英烈,近現代還涌現了貢獻卓越的科學家,出類拔萃的藝術家,振興民族工業的實業家,現摘其要述之。

黃汲清,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壽縣青崗鄉一個教書世家,192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預科,192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地質系,1935年獲瑞士濃霞臺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在中央所工作,先后任技正、所長等職,中央研究院院長。解放后主要從事地質礦產普查勘探指導和石油地質與大地構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歷任西南地質局局長,石油地質局總工程師,中國地質科學院名譽院長等職。

1928年至1929年,他先后從遼東到遼西,從西安到寶雞,越秦嶺入四川,由滇進黔,跋山涉水,步行萬余里,用辛勤的汗水換來了豐碩的科學果實。1930年至1932年陸續發表了《秦嶺山脈及四川地質研究》、《中國南部二迭紀珊瑚化石》等6部專著。1932年夏,黃汲清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選派到瑞士留學,先入伯爾尼大學地質系,不久轉入濃霞臺大學。其間對德、法、意等國進行了考察,1935年寫成博士論文《瑞士華萊縣素女峰破金峰地區之地質研究》,引起瑞士地質學家矚目。1936年黃汲清回國,被任命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主任,率隊進入贛、湘、黔、粵等地做了大面積的考察,發現了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湖南資興煤田,取得重大地質成果。1937年組織西北石油考察隊,發現玉門油田。同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第17次國際地質大會,并在蘇聯進行了廣泛的地質考察。1937年12月底被任命為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1938年2月,當選中國地質學會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1940年夏,他辭去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職務,任《中國地質學會會志》主編。1942年兼任中央大學教授,1945年完成《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一書寫作。1946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主編完成了14幅國際分幅1:100萬中國地質圖,接著又完成了1:300萬中國地質圖,綜合了我國地質調查的全部成果。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國成立后,1945年成立中國地質學會第一個專業委員會—構造地質專業委員會,李四光任主任,黃汲清任副主任。1952年被任命為西南地質局局長,1954年6月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副主任。連續當選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4年,黃汲清任地質科學院顧問,主要從事國家急需的富銅、富鐵礦地質研究。1976年任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1979年當選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構造地質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地質學會第三十二屆理事會理事長。1979年至1993年,當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六、七屆常務委員。1980年被授予中國石油學會名譽理事稱號;并被瑞士聯幫理工學院授予榮譽自然科學博士學位。在1982年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榮獲兩個一等獎、一個二等獎。1984年被授予中國地質學會榮譽理事稱號。1984年3月15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85年榮獲美國地質學會名譽會員稱號。1986年任中國地質科學院名譽院長。1988年當選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1995年榮獲何梁何利優秀獎。

因積勞成疾于1995年3月22日21時55分在北京病逝,終年91歲。同年3月31日在八寶山舉行隆重的悼念活動,首都各界人士千余人為這位世紀老人送行。挽聯云:“一代宗師,地學泰斗,旋回構造奠基礎,指導探寶獻神州,豐功偉績,后人永世不忘;油氣勘查,功在千秋,運籌帷幄指方向,九州大地油氣流,斯人雖去,風范長留人間。”

吳晉航名國琛,四川省仁壽縣人。1909年考入四川警務學堂。1911年后任巡官、署員、科長,1916年任重慶警察廳長,次年調任豐都等縣縣長,與劉文輝關系密切。1927年初任四川省政府及二十四軍駐漢口代表,后到南京任國民政府文官處參事。1934年劉文輝戰敗后,他棄政從商,創辦和成銀行,任總經理,銀行分支行遍布中國南部通商要地。后在香港設分行,把業務引向國外;并投資工商業,先后任四川生絲公司、華通公司總經理,四川畜產公司、四川桐油貿易公司、民生輪船公司等企業的董事長、董事,重慶銀行同業公會理事長,四川省貿易局副局長等職。在政治上逐漸傾向進步,1942年周恩來與劉文輝的秘密會晤,即在其住宅進行。解放戰爭時,以經費資助中國民主同盟活動。解放后,任公私合營和成銀行副董事長、民生輪船公司副董事長、民建中央常委、全國政協委員。吳晉航是國內外知名的愛國金融實業家。

潘昌猷(1901-1981),號文義,金融家。仁壽縣人。是川軍將領潘文華的二弟。1924年楊森委為成都外柬統捐分局局長。1928年任重慶市金庫主任兼市獎券所所長,又與人合伙開設中孚錢莊,進入金融界。1938年任四川省銀行總經理、董事長。大量投資經營工商企業,前后共達125家。分別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是著名的重慶銀行、重慶自來水公司、重慶電力公司、重慶鋼鐵廠、崇德貿易公司、解放前國內最早的三家投資銀行興業銀公司的創辦人,曾任中國工業聯合總會的副理事長。1945年曾受過毛澤東的接見。與周恩來、王若飛、董必武、孔祥熙、郭沫若、章伯均等人交往較為密切。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重慶、四川乃至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過很大的貢獻。曾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立法委員。1949年去香港,期間曾因周恩來邀請一度回國,1953年定居巴西。

    石魯(1919年~1982年),原名馮亞衍,四川仁壽縣人。因祖籍江西景德鎮,其高祖因避稅遷四川,販藥售棉成為巨商,于是居住仁壽縣文公鎮,成為當地第一大糧戶。修建了馮家大莊園,藏書十余萬冊。石魯少時,家庭文化氛圍頗佳,這使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礎,但石魯一直具有抗爭精神,反抗私塾先生,反抗家庭。因崇拜清初大畫家石濤和現代革命家、文學家魯迅而改名“石魯”。15歲考入成都東方美術專科學校圖畫系,系統學習傳統繪畫,臨習石濤、八大山人的山水花鳥,摹寫揚州畫派及吳昌碩等人的繪畫作品,為后來的國畫創作打下了基礎,抗戰爆發,投身革命行列。1944年調入陜甘寧邊區文協美術工作委員會任創作員,他經常背著自制的畫板為當地的老百姓以及老紅軍、小八路畫素描速寫。沒有顏料和紙張作畫,便搞木刻,解放初,被安排到陜西美協工作,先后擔任西北美協副主任、《西北畫報》社社長、西安美協副主席等職,與趙望云一起團結西北一批畫家,為創建“長安畫派”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文革”中受迫害,幾近死亡。“文革”后重返畫壇,擔任中國畫研究院院務委員,陜西美協、書協主席,陜西國畫院名譽院長等職。為“長安畫派”的再度興旺不懈努力。其繪畫獷率、硬朗,有“黑、重、怪、野”之喻。他畫的山水畫驚心動魄,高亢激昂。華山天險、黃河咆嘯,表現得淋漓盡致。挺拔的松柏,冷峻的蘭梅,用筆犀利,如刀刻刃勒,墨色酣暢,痛快沉著。

 1959年,石魯創作了《轉戰陜北》,奠定了他在美術界的地位。《轉戰陜北》的成功,關鍵在于他畫了別人從未畫過的題材,歷史上有人畫過北方的雄偉高山、長松巨石、飛泉流湍;也有人畫南方平緩山水、草木蔥蘢、云興霞蔚;因此,畫南北方的山水都有現成的技法可供借鑒,但也很難突破。歷史上從來沒有人畫黃土高原,石魯畫了,他畫得很費力氣,但他成功了。畫上沒有一棵樹,一棵草,全是黃土,但他表現得好,令人耳目一新。接著,他又畫《延河飲馬》和《南泥灣途中》,雖然畫得很好,但比《轉戰陜北》遜色多了。再接著,他又創作了《東方欲曉》、《樹大成蔭》、《家家都在花叢中》等。由于石魯天才穎悟,又有文學修養,他善于發現、捕捉美,也善于作藝術的處理,畫出來皆不同凡響,令人一覽難忘。

 石魯是20世紀中國書畫領域的革新家。他早年學習中國傳統繪畫,進入創作期以后,藝術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40年代和50年代,以比較寫實的通俗人物故事畫宣傳社會革命,代表作有木刻版畫《打倒封建》和彩墨畫《長城內外》。第二階段60年代,一方面以敘事、抒情、象征手法結合的巨幅歷史畫《轉戰陜北》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以《南泥灣途中》等一批新山水畫成為“長安畫派”最有影響力的畫家。第三階段70年代,他以花鳥大寫意為主,創作了一批極具個性化的詩、書、畫、印,具有強烈的主觀表現性,以強力提按的用筆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構成了對傳統書畫的變革,成為書畫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的藝術家。

    著名文藝批評家王朝聞評價說:“對石魯既短促又悠長的一生的理解,仍然認為他對藝術以至人生的意義,是持永不止息的探索態度的。”

馮建吳(1910—1989),四川仁壽人;字大虞,別字游,書畫家;擅國畫、書法、篆刻;馮建吳先生是20世紀川渝地區中國畫的奠基者、傳播人,是百年來川渝地區少有的藝術大師;師從王一亭、王個簃、潘天壽、諸樂三等名師;1932年在成都創辦東方美術專科學校;1956年在四川美術學院擔任山水、書法、篆刻、詩詞教學,一生桃李滿天下;生前曾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四川分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重慶國畫院副院長、成都畫院顧問、四川省政協常委等;1982年舉辦個人書畫展覽,有《馮建吳畫集》、《山水技法基礎》行世。

馮建吳1910年生于四川省仁縣松林灣一書香世家,幼時隨族叔學詩文,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少年就讀于四川美專。三年后乘舟東下,到上海考入由吳昌碩后人創辦的昌明藝專。在昌明藝專他師秉王一亭、潘天壽、諸樂三等諸家稱為吳門再傳弟子。他與友人在成都創辦東方美專,曾聘黃賓虹先生入川講學。小他十歲的胞弟長安畫派創始人石魯(馮雅珩)受它影響,就讀該校,走上了學畫之路,在此后長達半個世紀的時光里,他的命運和畫藝總和石魯緊緊的聯系在一起,如果沒有馮建吳,石魯不可能成為畫家,而沒有石魯,馮建吳也許將在傳統中終其一生。

抗戰時期,馮建吳在辦學期間曾以買畫辦學,浪跡巴蜀。有詩所云:“蹄跡紛紛四寨途,萬人海里寂藏驅。綢僇懷單酣哀樂,摩蕩江山潤畫圖。卻輔金魂尊幾榻,風搖塵夢舞氍毹。侵胸冷暖多傷體,一舸閑思泛五湖”表現了他當時的行跡與心跡。解放前的時光,除在家習詩學文外,是“學畫十年,買畫十年”他用20年時光學習傳統,探尋藝術真諦。他上朔殷商,下至明清,學習研究馬遠、夏圭、李思訓、王維、董源、巨然的技法特點,在詩書畫印的長河里探源索流。

建國后,他即成為成都美協會員,有作品《青山魂》《奔騰》參加成都第一屆美展,1954年他的工筆畫《蔬菜豐收》參加全國第一屆美展。此畫后來為外文秀收購送日本展出。

他的藝術發展,每時每刻都在“逆水行舟”之中,他在進入傳統之后,并沒有固守傳統的城池,而是努力尋求新的突破。他在1963年舉辦了“馮建吳書畫展”,在四川、成都、西安、福州等地巡展反映俱佳,名噪畫壇。他終于沖破一家一派之藩籬,以寫生為依據,自拓堂廡,個人風格初見端倪。

1989年2月去世的前十年里,他忍受了“后我生,先我死,哀哉季子”失去胞弟石魯的悲痛。全身心的融進了他的藝術之中,多次應邀赴北京作畫,曾為聯合國大廳創作了寬四米、高兩米的巨幅山水畫,《峨眉天下秀》、為釣魚臺國賓館、國務院、中國國畫院等作畫百余幅。他的畫還作為國家領導人出訪的禮品,贈送給外國朋友,中國美術館、中國畫研究院、四川省博物館、江蘇省博物館、深圳博物館等都有他的作品收藏。詩書畫印得心應手,運用自如“長期積累、偶然得之”。他的創作靈感泉涌,為當代中國畫壇留下了一大批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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